至此，李经纬和他的股肱四臣(黎庆元、杨仕明、阮钜源、于善福)彻底离开了他们曾开创和缔造的魔水传奇，远离了他们曾经付诸青春、热血、雄心、豪情的健力宝帝国，而以这样令人无限唏嘘的方式谢幕。

　　李经纬曾在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因吞噬国家资产而落马时，这样问过周围的人：假设红塔山做亏了，健力宝做亏了，国家还得拿钱贴补，损失可能更大；做好了，为什么没有相应的奖励？

　　●“中国魔水”一夜成名

　　1983年，广东体育科学研究所研发出一种能解除运动疲劳的饮品，但这种饮品尝起来味道很苦，犹如中药，难以下咽。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一家酒厂担任厂长的李经纬结识了研究员欧阳孝。在欧阳孝配方的基础上，历经128次试验，三水酒厂终于成功研发出了中国首罐含碱性电解质的运动饮料健力宝。

　　1983年的三水酒厂一年的利润只不过几万元，但具有敏锐商业嗅觉的李经纬却眼光独到地盯上了当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1984年8月7日的女排决赛上，被誉为“东方魔女”的中国女排姑娘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美国队，实现了“三连冠”。这件事原本与健力宝八竿子打不着，但健力宝的迅猛崛起却由此戏剧性地拉开序幕。当时《东京新闻》的记者有贺不经意间察觉到中国女排选手在比赛中一直在喝一种从没见过的饮料(事实上健力宝是这年的中国运动员指定饮料)，于是写了一则类似于赛场花絮的小新闻《靠“魔水”快速进击?》。接着，这条新闻又被一位随团采访的《羊城晚报》记者改写成了《“中国魔水”风靡洛杉矶》，并被广泛转载。

　　由此，健力宝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而李经纬和他的企业也如东升旭日一般耀眼夺目。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为345万元，第二年飞蹿到1650万元，再一年达到1.3亿元，此后15年间，它一直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1939年，李经纬出生在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但尚未出生时，父亲就死于战乱，母亲将他送往广州市东山区孤儿院。他擦过皮鞋，也进过印刷厂当工人，还在戏院给人扇过扇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三十岁出头的他当上了三水酒厂厂长，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辉煌与落寞、风光与黯淡。

　　说到这里，人们也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健力宝是李经纬独自拥有的?

　　事实上，健力宝原属于当时的三水市政府拥有，但李经纬却是事实上的掌控者。

　　上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是国企改革的策略之一，健力宝由此获得了财务上的相对独立性与可操作空间。李经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至关重要，于是他便想到了要赞助奥运会与亚运会，但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健力宝最初的广告费全部靠借钱来支撑，甚至借钱来赞助体育记者跟团出国采访，一次动辄上万这在今天都会让人为李经纬捏一把冷汗。

　　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健力宝为当地贡献利税高达28亿元，在鼎盛时期，占当地财政收入的45%。在企业获得成功的同时，李经纬也实现了在名利场上的华丽蜕变，成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劳动模范、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这耀眼的光环又无形中增加了李经纬的分量，让他变得举足轻重，从而进一步确保了李经纬的企业控制权。李经纬正是这样似乎有意又似乎无意地被命运之手推上了健力宝发展史和他个人发展史的制高点，也将“高处不胜寒”诠释得淋漓尽致。

　　控制权高度集中，固然可以增进决策效率，但是缺乏激励与约束的控制权，缺乏监督的控制权，往往酝酿着灾难。

　　●贪腐窝案牵出保险风波

　　2002年，健力宝陆庆坤、蔡伏云贪污案发，佛山市三水区检察院反贪局在查处过程中发现了杨仕明共同贪污的犯罪事实。杨仕明归案后，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伙同李经纬、阮钜源、黎庆元以购买保险的形式贪污巨额公款的行为及其个人受贿事实。

　　1999年健力宝公司面临转制，筹备上市，当时不少职工、中层干部、集团公司科室人员都知道饮料公司有一大笔职工福利资金未发给职工，所以有人提出以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发钱给全体职工。

　　2000年6月，李经纬、杨仕明、黎庆元、阮钜源及于善福这五位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正副总经理在召开的例会上，均表示赞成并决定以饮料公司工会的名义用职工福利资金为包括五位老总、集团公司科室人员在内的全体职工购买商业保险，并指定由主管饮料公司工会的集团公司副总裁黎庆元负责做方案。

　　2000年6月底的一次会上，李经纬等五位集团老总商定为与会的五位老总购买保险，李经纬让杨仕明经办此事，在这次会上没有人再提起为全体职工购买保险的事情。会后，杨仕明指使饮料公司财务部经理梁某，通过在中国工商银行三水市支行兴隆储蓄所预先设立的健力宝工会账户，将饮料公司的职工福利基金共计人民币1141.385万元作为投保费划给人保公司，并用人保公司按上述报费金额开具的5份加盖有“附件”字样、投保人均为“健力宝饮料公司”的非正式保险费发票入账。

　　人保公司收到保费后，即为李经纬购买国寿福瑞和康宁定期两个险种，投保费为331.88万元;为杨仕明、黎庆元、阮钜源、于善福4人购买国寿福馨和康宁定期两个险种，投保费分别为人民币187.56万元、200.91万元、229.185万元、191.85万元，并开具5份正式发票，由杨仕明交给李经纬等人各自保管。购买保险的钱是从职工福利资金中转入工会账中，再由工会费中支出。当时人保公司按照行规返还了30多万元的保险回扣，杨仕明按照于善福的安排将这笔回扣分给李经纬10万元、于善福8.68万元、黎庆元5.38万元、杨仕明10.18万元，这些回扣是人保公司按照上述数额存入银行，再由杨仕明将存折交给李经纬等人的。

　　2001年，健力宝公司面临转制之际，杨仕明利用其主管公司财务的便利，指使陆庆坤以支取业务费用的名义，从公司结算中心的账上套取现金非法占有。同年11月至12月间，陆庆坤以“与广州银行工作会议费用”、“与广州有关银行举行迎新年联谊座谈会费用”和“与三水市有关银行举行迎新年联谊座谈会费用”的名义填制现金支出证明单，经杨仕明审批后，由陆庆坤、蔡伏云从结算中心的财务账上支取人民币共19万元。事后，杨仕明分占人民币13万元。

　　此外，1997年下半年，时任健力宝饮料公厂主管销售和财务副厂长的杨仕明，非法收受原南海市艺邦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某人民币10万元，后杨仕明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使李某顺利承接健力宝饮料厂旧销售大楼的装修工程和顺利得到工程款的划拨。

　　2002年7月至10月内，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以及三名副总裁黎庆元、杨仕明、阮钜源(常务副总于善福另案处理)，均因“涉嫌转移巨额健力宝资产”而被广东省三水市检察院反贪局传讯，后来先后申请取保候审。

　　●股肱四臣，散场而去

　　2009年5月初，佛山市检察院公诉科在主管公诉工作的区赞权副检察长和公诉科陈雷科长的带领下，由公诉人徐磊与王瑜组成李经纬等四人涉嫌贪污、受贿案件的公诉小组。由于该案审查期限长，侦查人员和公诉人员几经调换，要想还原案件的原貌困难重重。因李经纬瘫痪而不宜羁押，公诉小组先后多次赶赴其家中对其进行讯问。6月4日晚7时，杨仕明、黎庆元、阮钜源先后归案，办案人员立即对其进行讯问，并将该案起诉至佛山市中级法院。

　　2009年11月下旬，佛山市中级法院作出判决，完全认定了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李经纬等人的犯罪事实。判决书中认定杨仕明犯贪污罪和受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黎庆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阮钜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上述三人均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法院于2010年3月20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在上述三人被采取法律强制措施和出庭受审时，李经纬均缺席。其实从2000年开始，李经纬就因脑中风而坐上轮椅，一直辗转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北京普华医院等救治。在杨仕明等三人接受审判前不久，佛山市中级法院三名法官前往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了解李经纬病情及能否参加开庭的情况，从主治医生那儿了解到，李经纬因消化道大出血住院需要进一步治疗。

　　但李经纬并不能因此摆脱法律的追究，佛山市中级法院于2011年8月29日在广州珠江医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李经纬贪污一案。由于自此案案发后不久，李经纬就罹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重大疾病，并因此半身不遂，年迈体衰的他身体极度虚弱，多年来一直卧病在床。在庭审过程中，李经纬坐上了轮椅，为防止出现意外，他的儿子一直陪伴在侧。开庭时，公诉人讯问李经纬对案件定性有何意见，李经纬表示自己的行为不是贪污，而当公诉人让他说说买保险的事时，虚弱的他表示不记得了。整个庭审过程只持续了不到四十分钟。

　　●揪心的“功臣”心结

　　李经纬曾在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因吞噬国家资产而落马时，这样问过周围的人:假设红塔山做亏了，健力宝做亏了，国家还得拿钱贴补，损失可能更大;做好了，为什么没有相应的奖励?国企老总在很差的基础上把一个企业做起来，国家是不是应该考虑用什么制度来保护他们，给他们相应的回报?

　　杨仕明的辩护人在为杨仕明辩护时曾这样说道:“作为一个产值上亿的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杨仕明等人享有处分职工福利款的权利，他们作为职工的一分子享受上百万元的保险是合理的……几被告人为健力宝集团公司的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巨额产值，被告人购买保险的数额与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对他们长期艰辛付出的些许补偿，应判决其无罪。”

　　2009年12月3日，阮钜源在上诉书中写道，改革开放30年，健力宝曾经是“珠江水”的排头兵。像我这样能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三水工业界是少有的。一是2004年10月，在取保候审期间，三水市委市政府叫我与黎庆元回健力宝复产，我们是有贡献的。客观上为三水市解决了一次(职工上访，供应方、经销商静坐)社会安定问题，二是创出了现股东自身不能创建的运作模式(当时政府仍有股份，可以用健力宝贸易公司租赁健力宝集团公司饮料资产的形式运作)，三是保住了三水市政府投入的1亿元完整回收。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冒着很大风险去工作的。

　　笔者就此案采访了本案的两位承办人徐磊和王瑜，他们表示在办案过程中接触过李经纬几次，感觉他的境况很是令人唏嘘。而黎庆元、阮钜源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精神状态很不好。本案中的几名被告人由于财产因案发被扣押，生活大都不得不靠家人救济。王瑜记得很清楚:“我记得2009年5月初我们决定起诉这个案子时，阮钜源的头发还是黑的，但到了一个多月开庭后，他的头发就全白了。”

　　李经纬和他的股肱四臣认为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贡献与收获远不成正比，那笔价值不菲的保险费应算作对他们劳苦功高的犒赏与回馈，这应该是与他们同时代有类似历程的人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心态但正是这种错误的心态，致使他们忘却了自己的定位，而以功臣和价值创造的主人自居，居功自傲，结果导致身陷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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